夏令营足球联赛报道_足球夏令营wbi
1.李惠堂是谁？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是什么情况？
2.谁知道自我保护的小故事啊？
李惠堂是谁？他那个时代的中国足球是什么情况？
李惠堂(1905—19)，字光梁，号鲁卫，梅州八贤之一，清光绪三十一年出生于香港大坑村，是建筑巨商李浩如的第三子。
1965年任国际足协副会长的李惠堂（右），16年被联邦德国一权威足球杂志评为“世界五大球王”（另四位是：贝利、马修斯、斯蒂凡诺、普斯卡斯）之一。提供／孙德茂
李惠堂从小就酷爱足球活动。6岁时，其父把他送回原籍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老楼村读私塾，读书之余，他以家门前宽阔的草坪作球场，呼朋引伴苦练足球技艺。5年后，他回到香港，继续刻苦训练，并常常请教球坛先辈，技艺大进。在1922年香港“夏令营杯”赛中，17岁的李惠堂展现了娴熟的足球技巧，被足坛前辈所看中，赛后即被吸收为南华体育会甲级队足球运动员。此后在沪港埠际赛、甲级联赛、远东运动会上，他所参加的球队都获得冠军。随后在出访澳大利亚各役中，他也屡立战功，从而声名鹊起。
1925年秋，李惠堂赴上海。起初加盟乐群足球队，击败高丽队并在市锦标赛中夺冠。之后，受聘为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1926年，上海举办万国足球锦标赛，以李惠堂任队长的中华足球队，战胜了葡萄牙、苏格兰两个强队，创造了华人足球队连续击败外国足球队的纪录。同年夏，李惠堂发动在沪粤人组建乐华足球队，并任该队董事长和队长，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实力最强的足球队。在全国联赛中，乐华队获冠军。在“史考托”杯赛中，乐华队以4：1击败蝉联九届冠军的外国腊克斯队。1927年，乐华队战胜各国劲旅组成的西联队，获西联甲级第3个冠军。1928年，李惠堂参加万国球赛，被评为最佳球星。1929年，李惠堂加盟的上海队，获全运会足球冠军。李惠堂娴熟精萃的运球技巧和神乎其神的妙射绝技，使上海观众为之倾倒折服，每次出赛，球场均座无虚席，到处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佳话，一时间，李惠堂的英名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0年，李惠堂从上海回到香港任南华足球队长，带队频繁出赛，所战皆捷，连续数年为全港甲组足球赛冠军杯得主，并在第六届全运会足球赛中获得冠军。
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举行，李惠堂担任中国足球队队长。在第9届远东运动会上，日本足球队和中国足球队并列冠军，日本队扬言要在这届远东运动会上打败中国队，而以李惠堂为主力的中国队亦斗志高昂，决心教训这一骄狂的对手。决赛那天，天气特别炎热，战况空前激烈，在全场比赛即将结束时，依然是三比三。这时，中国队获得罚点球的机会，由李惠堂操刀，一鹄中的！顿时，在场侨胞观众欢声雷动。这场球赛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威风，李惠堂亦荣获了“亚洲球王”的称号。
1941年，李惠堂率华东足球队访问马来西亚，在与槟城军联队对垒时，以11：0大胜，他一人独进7球，并令人震惊地射穿了对方球网。还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外国球队交锋时，获点球机会，他发脚怒射，球如炮弹出膛，对方门将接球后连球带人滚进网窝，当即呕吐不止，从而有李惠堂罚1，力大无比，要踢死人的传说。致使有一次李惠堂率队与印尼队比赛时，对方门将见到李惠堂在其门前得球将要举脚发射时，竟然离开球门不敢防守。
1941年12月香港被日本攻陷后，李惠堂逃回老家，曾先后在锡坑、安流、河口、横陂、华城等镇献技传艺，并率五华足球队和航建足球队两访兴梅，有力地推动了家乡足球运动的发展。以后，梅州被誉为“足球之乡”，与李惠堂的大力推动不无关系。日本投降后，李惠堂由原籍回到香港，仍效力于南华足球队。
1947年秋，李惠堂率南华足球队到东南亚访问，与泰国、新加坡等国足球队比赛10场，场场告捷。回港后，李惠堂又参加了香港华联与西联一场足球比赛，年已40多岁的他仍勇猛异常，接连攻入数球，结果华联队以4比2战胜西联队。这场比赛也成了他“挂靴”的告别赛。
1948年李惠堂在港创立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并连任六届。此后他以主要精力转向从事教练、著作和电台、报刊体育评论工作。
19年7月7日，李惠堂病逝于香港，终年75岁。
李惠堂纵横驰骋绿茵25年，足迹遍及亚、欧、澳州。他从17岁成为甲级队员，到42岁挂靴退役，每次比赛都有进球纪录，踢球25年，进球2000多个，获得过50多个荣誉称号，胸前挂满了光彩夺目的奖章。他所参加的足球队，曾荣获过5次远东运动会冠军，4次全国冠军，26次香港冠军，1次广东省冠军，2次印尼冠军，2次亚洲冠军。他曾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奥运会，尤其是第一次，从东南亚到西欧，沿途 27战，战战皆捷，他独自破门34次。16年，在联邦德国一家权威性足球杂志组织的评选活动中，李惠堂同贝利(巴西)、马修斯(英格兰)、斯蒂法诺(西班牙)、普斯卡士(匈牙利)齐名，被评为“世界五大球王”。
（二）
李惠堂不仅是优秀的足球运动员，而且是足球运动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曾任上海复旦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国家足球队教练，香港华人足球裁判委员会，并曾获英国足球总会教练文凭，荣膺亚洲足球协会秘书和副会长、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是我国足坛和亚洲足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对推动我国乃至亚洲足球运动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上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李惠堂又是著名的足球理论家，除驰骋绿茵外，积极探索足球理论，有《球圃菜根集》、《杂果盘》、《足球裁判》、《鲁发卫吟草》、《南游散记》等足球论著问世。李惠堂认为，足球训练要从少年儿童抓起，“从小要有对足球发生兴趣，口不离足球，耳不离足球，目不离足球，食不离足球，睡时也不离足球，有如此兴趣而无大成者，未之有也”。李惠堂极为重视团队精神，他说：“现代足球之成败，关键不在于得球的人，而于没有球的人，这话骤然听起来，觉得有点惊奇，但仔细思想，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足球队中人选，一定各有专长，主事者一定要晓得人尽其用，用尽其才的妙着，为全队谋。”“足球运动决非个人能力所为的，任你是世上首屈一指的球星，如果没有10个队友帮你的忙，11个敌人与你对赛，你还不是废人一个！”李惠堂还认为：“足球场这小小方圈，是寻师访友的好去处，是勇毅果敢的养成所，是心理智慧的实验室，慧眼观之真是洞天福地。”“体育真谛，应当以道德为本，技术为末。先求其本，而后齐其末。”“良好的纪律，坚强的意志与密切的合作，是足球队不可缺少的三项要素。否则，即使足球技术再好，也无法充分发挥，球队的战绩也不会理想。”这些精辟的理论，在今天仍极具参考价值。
李惠堂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1923年，他作为南华队主力前锋，随队远征澳大利亚。赛前，澳首都墨尔本除报载中澳足球赛消息外，竟附登一幅形容枯槁，骨瘦如柴的中国足球运动员，题曰“东亚病夫”，藐视和污辱中国队，极大地激发了李惠堂和全体球员的怒火，次日两国球队交锋，中国足球队员同仇敌忾，气势如虹，一举击败澳队，轰动一时，大长了华人志气。这次访澳共踢球10多场，每次进球都有李惠堂的功劳。抗日战争期间，李惠堂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保持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正气凛然的气节。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本军侵占。日军首领要李惠堂踢球比赛，以壮日本军威，李惠堂断然拒绝。1942年春，南京汪伪请李惠堂出任体育要职，并派专机迎接，李惠堂亦坚决拒绝。李惠堂说：“我李惠堂一介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岂能当亡国奴，要我卖国求荣，做伤天害理的事更办不到!”为了避免日军和汪伪汉奸爪牙的暗害，李惠堂在热心体育的侨商梅文鼎(曾任新四军副官，后任香港《文汇报》董事长)帮助下，通过其在澳门新豪运输公司朋友的关系，在长洲用快扒(走私艇)逃离虎口，辗转月余回到老家梅州市五华县锡坑乡。在老家，李惠堂先担任五华粮仓主任，后出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上校参议，兼任兴宁公路站站长，生活淡泊。此后一段时间，李惠堂在家乡组织球队，积极开展足球运动。1943年李惠堂和南华会部分队员在韶关重逢，在他带动下，重建了足球队，开始了“体育救国”的历程，在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等省区举行了130多场义赛，全部门票收入支援抗日战争。李惠堂的爱国行动，受到了全国上下的广泛赞扬。
李惠堂故居五华县锡坑镇老楼村四角楼，名为“联庆楼”，是其父李浩如于光绪十八年 (1892年)所建，现已成为五华推动旅游与足球运动发展有机结合的一个富有特色的景点。故居为客家地区常见的“四点金”式建筑，面宽五间、三进深四合院布局，左右各置一幢横屋，四角分置四层炮楼，背后筑一层围屋，门前设晒谷坪、照墙、左右转斗门和半月形水池。墙体用灰沙夯筑，顶为悬山式木桁桷瓦顶。总占地面积约44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590平方米。故居上、中、下厅檐柱均为八角梅花石柱，左右横屋底屋檐柱为圆石柱二层为圆木柱。门窗框均用石制，正门、侧门、转斗门均有楷书题刻，上、中、下厅和左右横屋所置屏风梁架等构件，均刻有狮、凤、鳌鱼、花草、人物故事等金木雕工艺品。故居中栋右廊房为李惠堂幼年时住房，右横屋门侧狗洞是李惠堂幼年时练射的“球门”。右横屋第一间为李惠堂抗日战争时期回乡组建足球队时的住房。1994年9月，五华县人民为方便人们缅怀球王，把球王故居定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里面办有《球王李惠堂》小型展览，每年均有不少华侨、港澳台同胞和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考察，缅怀球王的光辉业绩。
谁知道自我保护的小故事啊？
人要学会保护自我，这已成为处世的基本宗旨。人是以自我存在为前提的，失去了这个存在前提，就不需要吃穿住行，就不需要七情六欲，就无需谈什么名气地位。正由于出现了这个前提，于是将这个“保护自我存在”为一切思想行为的出发点，并美其名曰“明哲保身”。事实上也是如此，不善于保护自己，肯定不明智。伟大领袖为了自身的价值，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重，不惜万里长征将自我与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为了证明他的建设能力，又发起了运动，同样是自我与民族的关系；为了捍卫自己的地位，他老人家又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概不例外，离不开“国家”两个字。林副为了保障他的地位，也只好违心的举着红宝书，一旦“违”不下去了，只好选择反戈。可惜他自不量力，只有一条不归路可走，这是他“不明”的体现。
从中国的历代帝王、臣僚到各领域的“权威”和芝麻官，无不选择了这种“保”。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才有老子说的就是圣旨，不容篡改，有了绝对领导，有了统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和行动之举动，有了臣僚的阿谀奉承、混淆黑白；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才有几千年来遵循宣传“仁”的理念，以防止百姓造反；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才有一切道理的前提——引经据典，以至于现在的论文还是一样；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才有压制新思维、保持老传统、维护既得学术地位的现象；正是由于有了这个“保”，才有了对***的理论的研究，才强调指出，某某书记的观点“创造性地提出的新的重大理论成果”，竟不知道，领导的天赋在于管理艺术，而不在于学术，更别说哲学理论。
在这种“保护自我存在”的前提下，中国人失却了逻辑。要指导，起码的逻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思维方法，除非是学龄前儿童或傻瓜。一名网友芦笛在《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指出了这个人荒谬的思维方法，他的结论是要补上逻辑这一课。我认为，在教学中灌输一些逻辑知识，能更理性地把握思维规律，但真正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在体制上克服“保”字。
中国人概念不清是如何形成的？反复照搬前人的说法，前人没有提到的，就只好在原有的概念上不断扩展它的外延。中国一个“气”，本来是“米”和三个阴符（“彡”的相反形式，或类似“巛”），自然是饮食作用下生成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形式。先人又认识到，自然界也存在类似的力量在作用万物，是形而上的，于是造出另外一个“炁”字。可中医经典中，只用“气”，而不用“炁”，于是后人因袭前说，不论哪种气，都用一个字来替代，就混淆了二者的区别，导致了概念的混淆。
“不证而论”是自我标榜、卖弄玄虚的表现。一些已经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为了标榜自身理论价值，体现他的地位，故意卖关子，留一手。一些人是根本不懂原理的含义，将似是而非的原理当作了他的依据。“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正是在不理解对立原理下得出的观点，不理解一切对立都是在认识对象之“同”的基础上形成的。
乱用类比推理是理屈词穷的表现。人为什么要有大公精神，什么情况下才具备大公精神，老子不清楚，一些人目前也患糊涂，不会从杠杆支点为0实现平衡的原理中悟出一些道道来，不知道从正数、负数和0的关系中类推一些道理，于是只好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至于“风寒暑湿燥火”的类比，则是过分强调共性，没有突出个性的问题，如同过分强调某某国家***的“理论”一样，似乎千篇一律都得按这个思路，他的思想放之四海而皆准。国家要靠什么得到观念的统一？自然要靠科学的原理，对管理者来说，是社会理论问题，这需要不断深入，是和理论界共同的事。同时，观念已经体现在法律中，现实行为才是重要的，有效的，因为有效，所以重要。做到有法必依才是中央与地方保持一致的关键所在。过分强调个人地位，除了实现了“保护自我”外，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意义，还会禁锢、束缚人们的思想。
以“经典”作为论据是中国特有的封建社会强调中央集权所形成的思想方法，是名人效应、权威效应的翻版形式，由此蔓延到了各阶层、各领域。连著书立说和自身的成果都要借人家的名义，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一部《黄帝内经》居然是歧伯与黄帝的对话，似乎离开了这些人，理论就不成立，真是荒唐之至。这些人为什么一下子不会保护了自我？其实是借用人家的名义来畅销自己的理论，以实现更广泛的治疗，还是有了自身的名。可史官不会将你的名字记入史册，因为你不能凌驾于皇上，不能凌驾于政客，他们要保政治领域的名，史官不过是他们的傀儡而已。注重名人效应，是世界共同存在的现象，是社会心理学的反映。为什么到中国就变成了问题，关键是历代君主的强权政治理念思路下形成的，凡是有利于我统治的理论都是正确的，你不能提出新的说法，我推出了圣人，圣人的话就是依据，这一恶习就流传到了今天。
以偏概全是违背自然法则，将观点绝对化，抬举权威，阿谀逢迎的反映。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重心，这属于整体的调节形式，如同晚上以睡觉为主一样。理论界为了给不同阶段的调整找出理论依据，于是乎，绝对的“睡觉”理论就产生了。可今天，中央注重和谐思路，理论界又犯难了，不是引导人们要有奋斗意识、竞争意识么？竞争的前提下怎么实现和谐？和谐是中庸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背离的，将马克思主义学说视为了绝对的正确。和谐社会说了两三年，到今天还没有从理论依据上认识清楚。注重和谐，本来是正确的政治观念之一，但一些人在行动上又将它绝对化了。最近，教育界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校长网络会议，就将和谐绝对化，不得有任何安全事故发生，学生外出实践，要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学校自然会将学生关在校园，老师也免得操心了，可害的是学生。有一年，浙江一个中学生因学习负担太重而自杀，中央就立马制定减轻学生负担的政策，小学生的考试也随之取消。至于这些思路是否科学，他一概不管，我强调的是要与中央政策同步，要一团和气。这是不是与逢迎时势的“自我保护”有关呢？
二
人类的现实需求，决定了明哲保身思想的存在价值，但一味地做“明哲”人，封建集权理念不能改观，不正派的行政作风不能改观，国人的思想也会僵化、会禁锢。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相反认识的哲学问题，如同工作与休息这一相反认识一样，人可以通过时间的调节能解决，尽管一部分人不会调节。一些人之所以调节不好这个关系，就在于经受不住利益和兴趣的诱惑，导致顾此失彼的现象发生。 这里还得谈谈对立统一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也就解决了和谐社会的原理问题。
对立统一就是将相反性的认识既分解又集合、既呼应又连缀的方法论。分解是局部与局部的联系现象；集合立足于相对系统的把握，除了考虑到局部与局部的联系现象外，还存在一个系统背景，就是二者之间的权衡者。类推是哲学中的重要方法，但得注意彼此的相同点。为了解释分解与集合的问题，不妨以开西瓜为例来说明。为什么开西瓜与分解、集合之间有“同”？因为分西瓜属于分解，而持刀人要整体进行考虑，属于集合形式，构成了“理”上的同。
如给两位客人分西瓜，立足于西瓜这一现象认识，就是一分为二，而不是一分为三，一半给你，一半给他，各人只认可各自的一半（因为另一半与他无缘）。但从系统上分析，除了两边苹果以外，还有持刀人拿的一把刀，显然构成了三位一体的认识，刀处于中心。这显然是立足持刀人来认识的，它需要对整体进行权衡。谁口渴的厉害，谁劳动强度大，分给它的那一半就偏多一点，这样才是公平的。还值得注意的是，刀在西瓜关系上是没有空间的。这意味着什么？自然是不会占双方便宜，没有利益之争。当然，一般情况下，持刀人也要吃西瓜，如果是持刀人与另一个人各吃一分，就要用道德来分析持刀人了。孔子所说的中庸理论，就是从这一道德层面上认识的，既要考虑自己，也要顾及别人，这有成语“设身处地”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证。在一些生活小事上，几乎可以做到这种“德”，但一旦关系到自身的前途、命运、吃穿住行和家庭利益时，在不顾及什么修养时，人们往往很难出现分西瓜时候的“德”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现实要求，现实要求就是客观现象，客观现象就是一分为二，不存在三位一体。如西瓜不是两个人当场吃，而是打成果汁，让持刀人先尝，而后再分给对方一些，情况也许就不同，自己多吃两口，是一般人的惯例，尤其是在自身对西瓜要求强烈的情况下是这样。也就是说，前面的那个“德”是在人家监督下产生的，而不是本能的反应，尽管存在这种本能人。如果再往下深入，对持刀人多吃的部分，对方没有发觉的原因是持刀人撒谎了，说西瓜很小，是卖方短斤少两，对方也会认为是公平的，产生一种心里平衡。这分明运用了一种巧妙的策略。 如果不允许西瓜打成果汁，那持刀人就不可能多吃。也许对方对西瓜缺乏强烈的欲望，没有在意持刀人为何将西瓜打成果汁，糊里糊涂就吃了，心里也显得平衡。在对待西瓜的问题上，他们有没有“同”呢？这个“同”就表现在西瓜上，也表现在对西瓜的需求上。没有西瓜，没有吃西瓜的欲望，在这一中，就不可能产生“同”，而这个“同”就构成了集体。
从分西瓜现象中，我们能得出实现和谐的一些基本思路。
首先，分解属于客观现象，在客观世界中，强调一个“分”字，认可各自的利益，不顾及对方，认可各自的个性特征，不掺入人家的特征，由此可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相反的观点的存在。这似乎与和谐无关，但如果我们将客观地认识对方的观点视为一种理性，不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家，不将政策当作个性发展的绊脚石，这种理性本身就是和谐的思想基础。而理性的本质就是在共同的目标或共同的出发点基础上，立足这个“整体”（集体）来思考问题，设身处地的考虑问题。
其次，无论是社会还是科学研究，始终离不开相应的集体形式（分西瓜是三个人构成的集体），不同的管理层次，就是不同的集体，合资经营，同样构成了一种集体形式，要使集体不断发展，就必须注重彼此的和谐，这是由共同的目的所决定的。现代企业注重团队精神，实际就是围绕着共同目标建立起来的和谐氛围。产品的交换同样形成特殊的集体形式，要在社会上形成正面的影响，树立良好的形象，必须讲求信誉，达到与社会、与消费者之间的和谐。表面看来，它属于范畴，实际属于图地位、谋长远的营销手段。
第三，要在实质性利益上与自身没有瓜葛，要充当代表整体利益的那个0，才能当好整体的权衡者，一旦有牵连，公平就会泡汤，就会出现既是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现象。
第四，公平是相对的，绝对的公平，就是不公平。西瓜不一定要分得一样多，但得要注重比值的研究。
第五，协调需要公平，公平需要监督，没有监督和相互之间的牵制，就无从谈及公平。尤其是在贫富悬殊较大、基本不能得到保障的今天，加大政策的透明度、强化监督，是树立良好形象、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措施。
第六，公平需要兼顾智能来实现，可称之为智能型公平。智能式公平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运用策略来平息大众不满情绪的，使大众觉得公平。一个是对智能人才的启用或留守。启用人才本来有组织条例，但一旦发现人才，就会产生爱才惜才的心理。如果越级上调，又违背组织条例，于是取曲线调动方式，先调甲处升半级，紧接着又调往乙处，又升半级。这样一来，给公众的感觉是公平的、合法的，尽管组织部门知晓。在制度中若制定这样的特殊条例，势必会将普通转化为特殊。在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一味地讲公平，过分按制度办事，有可能让一部分人才流失，而一个集体，人才是最宝贵的，因某人违反制度，你当众扣了他的钱，他会耿耿于怀，但你得应付公众，让大家觉得你公平，从而实现了群体的协调。平时说，堤内损失堤外补，就是指这个意思。
第七，公平是一种心里上的平衡，而不是实质的平均或平等。如果能让每一个公民在心里上得到相应的满足，实际就实现了社会和谐。
第八，和谐要以协调为手段，协调要以制度和智慧作保障，制度要以对立思维作根基。在协调中，要注意人们的各自（不包括自身）现实要求，而后进行理性的权衡。
通过对“对立统一”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协调好整体利益，必须摒弃自我利益，以整体的利益“一”为出发点，对自身来说，就是“0”，一旦包容了自我利益，就会出现明哲保身的现象。这就关系到体制建设了。我们必须承认，在体制中，有很多方面没有理顺，它直接影响到了制度的健全，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影响了协调，妨碍了和谐。因此，建立一套科学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是实现和谐的重要条件，这就需要理论先行，从对立思维上做文章，从共性之“形”上去思辨，深化哲学认识。中国的体制不改革，若还是注重执政中的一言堂，注重权威效应，缺乏牵制、缺乏有力的监督，就不要奢谈先进、不要奢谈创新，不要奢谈和谐，不要奢谈改正逻辑错误。